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的生成语境_手机搜狐网

　　弗朗哥政府依靠宗教手段塑造了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的雏形。足球运动可以促进大众情感释放与压力宣泄, 进而获得充分的愉悦感, 能用最纯粹的集体对抗方式让球员和球迷得到自我满足, 弗朗哥政府将足球运动打造成为实现政治诉求的便利工具。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西班牙足球文化全面繁荣的重要生成语境。1975年弗朗哥决定还位于自1931年开始流亡国外的波旁王朝, 阿尔丰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被指定成为国家元首继承人。卡洛斯国王带领西班牙通过三年时间完成了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 1978年新宪法的颁布标志着这一过渡顺利完成。在国家改革的过程中, 西班牙中央政府不断赋予各个自治区越来越多的自治权, 从而导致各个自治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关系。学者张敏认为, “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之争也如同钟摆一样将西班牙拖入了周期性的政治动荡之中。”在后弗朗哥时代政治环境不断自由化的语境下, 各自治区民族主义思想迅猛发展, 成为西班牙当代政治的显着特征之一。西班牙足球在此时找到了自由平衡的生长方式, 民族主义成为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的重要生成语境。

　　首先, 卡斯蒂利亚中心论从弗朗哥时代就一直笼罩着西班牙。弗朗哥是坚定的国家民族主义者, 他推崇只存在一个统一的西班牙民族 (否认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加利西亚人的民族性) 、一种统一的语言 (卡斯蒂利亚语) 和一个统一的西班牙祖国 (否认“加泰罗尼亚共和国”和“巴斯克共和国”)。皇家马德里俱乐部曾因与弗朗哥政权过从甚密而被称为“弗朗哥的球队”。

　　弗朗哥去世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反对给皇马贴上这样的政治标签。当时皇马球员中最负盛名的中场组织核心、后来西班牙国家队的功勋教练文森特·德尔·博斯克认为, “皇家马德里是多元的, 它既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也属于社会底层的, 它既是右派的也是左派的, 它既是教徒的也是非教徒的, 它属于所有人。不应该只给它贴一个标签。”虽然和德尔·博斯克一样, 很多人相信西班牙足球在民主时代具有撕破政治标签的力量, 但是同样很多人将皇马看作卡斯蒂利亚足球精神的代表, 就连德尔·博斯克也从不讳言“自己一辈子都是典型的卡斯蒂利亚人”, 认为“卡斯蒂利亚人非常有责任感、庄严感, 冷静平和且从不乖张”, “无论是卡斯蒂利亚的气候条件还是历史文化氛围都会给人的一生打上烙印。”

　　与卡斯蒂利亚中心论相伴而生的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加泰罗尼亚地区曾是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巴塞罗那伯爵国, 中世纪基督教双王时期被阿拉贡王国合并, 沦为失去独立地位的附属之地, 弗朗哥时代更是被强行否认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传统。虽然从经济角度而言该地区在弗朗哥统治时期获得了迅猛发展, 但由于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一直坚持向西班牙中央政府要求更高的财政权和自治权, 它在政治和文化上始终具有挥之不去的民族独立倾向。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自其成立之日起就被喻为“加泰罗尼亚之魂”。正如它的俱乐部标语所宣示的, 巴萨“不只是一家俱乐部”。

　　加泰罗尼亚民主统一党领导人、加泰罗尼亚第一任民选政府主席卓尔迪·普约尔曾说:“巴萨是加泰罗尼亚民族的民间代言人, 在我们的其他一切资源都已耗尽时, 当其他一切正常化的大门都向我们关闭时, 我们还有巴萨。”时任巴萨俱乐部秘书长罗赛尔接受了普约尔的帮助, 以100万美元签下了荷兰球员约翰·克鲁伊夫, 这一历史性举措促使西班牙足球的文化样态产生重大改变。克鲁伊夫在西班牙政治转型的历史时期来到巴塞罗那, 他凭借过人的才华在球场上赢得“救世主”的称号, 由于他的到来, 巴塞罗那俱乐部时隔13年后首次获得西甲联赛冠军, 俱乐部在全国的影响力大大增强, 终于能与皇马一较高下, 激起了后弗朗哥时代加泰罗尼亚民众对本地区足球的期待和热情。

　　西班牙足坛另外一个重要的民族主义中心位于巴斯克地区, 它和加泰罗尼亚一样,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曾经获得高度自治权, 弗朗哥时期又被完全剥夺, 后因1978年新宪法成为西班牙最早恢复自治权的两个区域之一。尽管新宪法对自治区的权职和地方自治进程有明确规定, 但巴斯克地区素以独立的语言、历史和文化背景着称, 巴斯克民族主义一直与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攀扯纠结, 是西班牙中央政府长久以来难以治愈的心病。毕尔巴鄂竞技足球俱乐部被看作巴斯克地区体育运动的代表和民族精神大旗的扛旗手。

　　由此可见, 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的生成离不开丰沃的民族主义语境。西班牙足球能够体现民族主义的利益冲突, 可以走到各民族区域构建“共同自我”的中心位置。足球运动在西班牙具有铸就社会凝聚力和加强民族情感联系的能力, 它常激发起不同地区的民众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群体性认同, 同时也通过强大的凝聚力促进其各地区、各民族的情感交织与融合。“我们曾经是谁”、“我们现在是谁”、“我们代表谁”都对西班牙足球文化样态的生成有着重要意义。